自序：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——《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》

杨颂伐

记得是在去年2月间，台湾正中书局的钟惠民女士在长途电话上告诉我，随着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以及生活品质的大大提高，台湾地区读者对于死亡（的尊严）问题渐表关注。她盼望我能根据十年来在美国学府讲授“死亡与死亡过程”的教学经验，以及在（临终）精神医学暨治疗、哲学、宗教学方面积累下的研究心得，撰写一本书，以便带动台湾地区还未真正起步的“死亡学”（thanatology or studies of death and dying）研究与“死亡教育”（death education）。但我那时还没有心理准备，就没有正式答允。

我在去年元月开刀取瘤之后，根据初步检查报告，告诉少数友朋说，我的肿瘤是良性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到了3月下旬，主治医师告诉我，我的肿瘤属于恶性，也就是说，我已患有淋巴腺癌，且经过X光检查，发现已蔓延到上胸一带，必须再次开刀，取出脾脏，以防止其继续蔓延。顿时间我想起了开创“意义治疗学”的维也纳大学精神医学专家傅朗克（Viktor Frankl）在他的《医师与灵魂》这本书中所说的一句话：“人生是一种课题任务甚至使命。”我忽然感到，正因为自己面临大难，所以更应珍惜余生，好好写出有关生死问题及其精神探索的书，践行自己作为教授学者的人生使命，于是答应了惠民的邀请。这是我撰写本书的因缘。

美国的“死亡学”研究与“死亡教育”始于20世纪60年代，到目前为止，也只有30年左右。邻邦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死亡问题，也开始大量引进美国在这方面的探讨成果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台湾地区似乎瞠乎人后，有待于急起直追，迎头赶上。

本书的一个特色在于：从科际整合的宏观角度把“死亡学”与精神医学、精神治疗、哲学、宗教学乃至一般科学（如心理学与文化人类学）联系起来，以便提示“死亡学”研究的现代意义。本书的另一特色在于：利用美国现有的“死亡学”研究成果，再进一步结合中国心性体认本位的生死智慧，演发出一种我所说的“现代生死学”。且根据“生死是一体两面”的基本看法，把死亡问题扩充为“生死问题”，即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息息相关的双重问题，并以此来探讨现代人的死亡问题及其精神超克，以及生死的终极意义。这是我所以对原先书名——《死亡的尊严——现代人的死亡问题及其精神超克》稍作改动，定为《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——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》的主要理由。

本书基本上属于较概略性的引论或导论，且因书局原定的字数限制，我在本书无法继续“高谈阔论，畅所欲言”，有些地方只能“略而不详，点到为止”。不过出版之后，如果读者的反应良好，且有进一步的阅读需求，我愿意再接再厉，撰写更有深度与广度的一系列有关联性的专书，如《现代生死学的建立与发展》、《世界宗教与死亡超克》、《古今中外的生死智慧》、《文学艺术的生死表现》、《生死问题的科际整合性探讨》等，以飨读者。

自序本书是在我再次开刀并又经过三个月电疗之后，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写成的。我一向“硬心肠”，只透露自己的好事，不说坏事。本来我并不想提及自己罹患癌症的私事，但在撰写期间深深感到本书不是普通意义的书，而是关涉人人在高度精神性层面（实存主体、终极关怀以及终极真实）所要探索解决的、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书。因此我终于决定，在结语部分描叙我一年来与淋巴腺癌搏斗的生死体验。我很想通过自己的生死体验告诉大家，我们应该珍惜、挚爱我们的人生，直到最后一天告别人生为止，好好体认云门禅师所说的“日日是好日”的真谛深意。

我将本书献给在我患癌症之后对我表示深切关怀的友朋故旧，也借此悼念去年元月下旬我入院开刀之后不久，以八十岁高龄在台北圆寂的新竹同乡老前辈法光寺住持如学法师。



傅伟勋序于美国天普大学宗教学研究所




（《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》傅伟勋著，2006年7月出版，定价：25.00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