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颂伐 发表于 2012-9-6 19:14:43

公然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第一文人-----熊十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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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然反对"文化大革命"的中国第一文人--熊十力-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---杨颂伐   熊十力(1885—1968)著名哲学家,新儒家开山祖师,国学大师。 原名继智、升恒、定中,号子真、逸翁,晚年号漆园老人,汉族。清光绪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四日(1885年2月18日)出生,湖北省黄冈(今团风)县上巴河张家湾人。      熊十力对清王朝政治腐朽极为痛恨,他深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,常以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自警。他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、黄梨洲、顾亭林等人著作,以及清末严几道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论著的影响,而“慨然有革命之志”,坚决反清。        熊十力因领导黄冈军学界讲习社,被总兵张彪通缉。张悬赏五百金购熊的头颅。幸得营务处蓝天蔚暗通消息,熊得以逃脱,先藏于何自新家的天花板上,后逃回老家。据贺觉非说,张彪不肯罢手,请张之洞下令通缉,并附呈熊以前在陆军特别学堂所作骂他的短文。张之洞阅后对张彪说:“小孩子胡闹,何必多事?”张彪最后只能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查封了事。        吴稚晖、李石曾等人在北大组织“八不会”,“八不”即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嫖、不赌、不吸毒、不做官、不贪财、不阿谀。他们邀请熊十力参加,熊说:“你们这是结党营私,我加个‘不要组织’,我是九不。” 1935年,华北危机,熊十力忧心如焚。一天,他在邓高镜家中,批评胡适不出来讲话,并与邓商量,要写信给汤用彤,联名敦请胡适出来公开反对《何梅协定》。       熊十力平时深居斗室,不参与政治运动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他却支持学生们的罢课、游行活动。学生们因罢课不去上他的课,他也不在意,反而同情学生,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表示不满。 1937年,北平沦陷,熊十力化装成商人,扒煤车南下避难。路上遇雨,他衣履尽湿,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。辗转返回黄冈后,乡里青年问起国事,熊不禁失声大哭,大骂国民政府不抵抗,并让青年们去找共产党,拿起枪打日本人。       1938年,熊十力居重庆璧山,常对学生讲授民族历史,并勉励说:“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,决不能亡我民族,决不能亡我文化。” 熊十力到璧山后,开始撰写《中国历史讲话》一书,该书大意是讲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“五族同源”。时值抗战,熊十力大讲五族同源,意在使各民族团结一心、共同抗日。       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后,熊十力作为早年的革命党人,极为恼怒,他痛恨蒋篡夺革命成果,大骂蒋介石,并将有蒋介石字样的报纸撕下来,塞到裤裆里泄愤。日本侵华加剧,熊十力讲课时,常大骂蒋介石致使东北失陷,不抵抗,卖国投降的行为。       蒋介石对熊十力极为赏识,他曾让徐复观去看望熊十力,并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转赠给熊。当时在场的阎秉华回忆,熊大声吼着对徐说:“你给我快走!蒋介石是狗子,是王八蛋!我怎么能用他的钱!你快拿着走!”声音之大,自后山一直传到院里。       熊十力一直想办民间的哲学研究所。他的《读经示要》出版后,徐复观送给蒋介石一部。蒋遂令何应钦拨法币二百万元给熊十力开办研究所。熊十力坚辞不受,他称自己已趋老迈,身体很差,“此等衰象,确甚险也”,不适宜开办研究所,并说“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,最好任我自安其素。”此后,熊写信给徐复观,训斥道:“复观以师事我,爱敬之意如此其厚,岂愿吾早无耶。”后来,南开中学的同事孙颖川邀请熊十力再次入川,主持附设在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时,熊欣然前往。    1946年春,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,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家中。此时蒋介石途经武汉,得知熊在汉口,便差人去请。熊一听顿时大为光火:“要我去看他,他是什么东西!”拒绝前往。蒋知熊氏脾气,也不生气,命陶希圣告诉湖北省主席万耀煌,让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办哲学研究所。然而熊并不领情,说:“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,愧不敢当。”       熊十力到武汉后,看到昔日重镇满目疮痍,心中很是愤懑。一连多日,他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,路人纷纷驻足观看,有好事者拦住他问:“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,这是何故?”熊大声答道:“如今是天昏地暗,豺狼当道,不掌灯何以行路!” 1949年5月16日,熊十力听到路透社的电讯: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,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。”他极为兴奋,写下三个大字:解放了!        在1949年11月中旬,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、郭沫若联名发来的电报,电邀熊先生北上,共商国事。熊十力在给董、郭的回函中说,自己非事功之材,不宜做官,“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,而听吾回北大,课本、钟点、及不上堂、冷天南行、暖时北还,一切照旧例,否则不欲北行。”       20世纪50年代初,熊十力致函毛泽东,议“大乱之后要治,宜当以治为主”。1958年大跃进时,吃饭不要钱,粮食浪费严重,他写信给家乡亲人,嘱他们把糙米和糠留下来,以备荒年。三年困难时期,他向统战部要求减薪,与中央共渡难关,未获准.
    “文革”开始后,熊十力不挂领袖像,只在家中设孔子、王阳明、王船山座位,朝夕膜拜。此时,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,谈吐不再潇洒自如,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,而是“常独坐桌边,面前放一叠白纸,手中握支秃笔,良久呆坐”。     左倾之风愈演愈烈,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,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文化浩劫。
      1966年夏,当熊十力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一文时,伤感至极,他痛彻地感到: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,更悲惨的是,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,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。家被抄了,人被批斗,人妖颠倒,是非不分,天昏地暗,万物萧杀。处此艰厄之境,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。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,硬让家人寄出去,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,甚至在裤子上,袜子上都写着对“文革”的抗议。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,扣子全无,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,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,跌跌撞撞,双泪长流,口中念念有词“中国文化亡了!”“中国文化亡了!”然而,街市熙攘,人皆自危,没有人来理会他,也许人们根本没有听见。于是,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,被淹没在一个践踏文化的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浊流之中。
正是:
百万金钱不动心      权势面前不低头非清非蒋非共党      有仁有正有头脑
管你东南西北风      堂堂正正真儒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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